刘经三(1906～1937)，原名刘炳礼，字经三，山东省牟平县十区峒岭乡黄疃村(今属乳山市)人。1932年秋，经宋竹庭、于俭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1月，刘经三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。这期间他领导全县党员，宣传反帝、反封建思想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，发动抗战，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，党组织遍及全县。1933年春，胶东各县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，但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。莱阳县委书记张静源，受中共山东省委的派遣，到牟平等地筹建中共胶东特委。刘经三与张静源一见如故，首先安排他到刘伶庄小学工作，与宋绍九、于子聪取得了联系。之后，刘经三又奔走各县，与各地党组织联系。后来，胶东特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，指示刘经三着手建立霄龙寺联络站。

　　霄龙寺是一座荒废日久的寺院，地处牟、海交界。刘经三在这里以开设鸡鸭公司为掩护，开展革命活动。他自任经理，中共党员侯岳西、于芹生为职员。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印刷、保存党的机密文件，隐藏武器、弹药，并在这里与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。张静源也时常到联络站研究工作，布署任务，使这里一度成为胶东特委联系各县党组织的中枢机关。刘经三为支持联络站的工作，不惜变卖家产，把家里养的十几箱蜜蜂，也送到鸡鸭公司，用以补充经费。后来，形势紧张，国民党牟平县党部从霄龙寺的来往信件中发现了刘经三的踪迹，并准备将其密捕。幸得互济会会员于镇西电话通知，刘经三才幸免此难。但霄龙寺联络站却已经暴露，不久，便停止使用。

　　同年10月，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被害，胶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。对此，刘经三主动在文登乡师召开文、荣、牟、海、莱、招、栖七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，统一了与会代表的思想。大家一致推举刘经三代表胶东党组织到北平寻找上级党组织。于是，就在秋末冬初，刘经三肩负着七县党组织的重托，千里迢迢，风餐露宿，辗转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在北平通过王心一的关系，与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接上了关系。他全面汇报了胶东党组织的工作情况，要求组织立即帮助解决胶东当前所面临的困难。北方代表根据刘经三的汇报和请求，派常子健偕刘经三返回胶东，着手恢复胶东特委的工作。并由常子健任特委书记，刘经三任组织委员，张连珠充实到特委任宣传委员，特委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生机。

　　1934年9月23日，刘经三同特委委员张连珠、李厚生去文登、荣成巡视工作中，不幸在文登县崮头集宿店时被捕，被押到济南。韩复榘亲自审讯。在审讯中，由于刘经三深知韩复榘好大喜功，喜听奉承，以及叛冯附蒋并非出自真心，对于蒋介石“清除异党”的指示未必认真执行。因此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并说，张连珠、李厚生不过同宿一店而被累，事前并不认识。同时，为了骗得韩复榘的信任，又供出了宋心一和张一民的名字，并在之前已写信通知他们离开胶东。对此，韩复榘果然信以为真，当场批复：刘经三因年轻无知，误入歧途，转到反省院关押，反省学习，以观后效；张、李立即取保释放。这样，使张连珠得以重返胶东，着手恢复特委和发动“一一·四”暴动等工作。

　　1936年2月16日，刘经三在济南获释。他出狱以后，首先找到在济南的于云亭，了解了胶东党组织斗争的情况。得知他发给宋心一等的信还没有收到，敌人就从济南打电话给国民党牟平县党部，结果宋心一和张一民没来得及转移就被逮捕，牟平县委遭到破坏。对此，刘经三感到痛心疾首。在一段时间里，上级组织没有与他联系，下边的人也没有来找过他，使他一度沉浸在痛苦之中。后来，他为了弄清问题，接受组织审查，在没有向父母吐露真情，也没有向妻子告别的情况下，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，绕道北平，于1937年2月4日辗转到了延安，并加入到抗大第一期第十队学习。

　　刘经三在抗大学习期间，于1937年2月26日向组织写了报告书，又于3月3日填写了登记表，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在山东被捕、获释的经过。对此，组织上曾批评他：即使为了营救同志，也不允许违犯原则。当时，他思想上很不通，后经组织帮助，才认识了错误，放下了包袱，情绪也逐渐好起来。组织上根据他本人对问题的认识，审查了他的报告书和登记表，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：可以留在边区工作。以后，组织上又审查了他的历史，恰如其分地作出结论，并在他学习结业以后，分配了工作，使他愉快地回到党的工作中去。

　　就在这年8月的一天，在延安溺水身亡，时年31岁。(资料提供：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)